在读过李凝09年的博文“皮娜·包席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后（李凝／《皮娜·包席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颇有感触。文章犀利地指出了在中国当下语境讨论皮娜·鲍什（Pina Bausch）的“尴尬”。恰好应史晶歆之邀，写篇关于皮娜·鲍什的文章，于是有了这个将此问题继续探讨下去的机会。其实就在我的课堂上，学生们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如何理解德国的皮娜·鲍什和我们（美国大学戏剧系的学生）的关系。学生的疑问或许更多侧重于艺术门类的划分或审美需要，而李凝的观点则为我们出了一道截然不同的选择题——一侧是现实中必须对抗生存压力与精神压抑的肢体动作，另一侧是在鲜花泥土和烟圈装点的舞台中央忘我般地践踏与扭打。我们是否需要从中做出一个选择？若用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多元化论调、或者以中国新兴中产阶级通过文化消费定义社会地位的叙事来解释皮娜·鲍什和我们的关系，或许有些避重就轻，因为这里讨论的问题直指艺术的社会功能。我尊重并喜爱这位舞蹈剧场（dance theatre）的女祭司，不希望看到对她作品的解读与欣赏停留于审美需求、或仅仅招致更多顾影自怜、无病呻吟的模仿复制。由此，我将界定“皮娜·鲍什与我们的关系”作为这篇文章的思考起点，并着重通过皮娜·鲍什创造的“自由”来论述这样一个关系。

皮娜·鲍什的“自由”

皮娜·鲍什的舞蹈无时无刻不要求身体的解放与形式的开放；而舞者的动静美丑又时刻提醒我们身体与精神上的“不自由”或“失去自由”。在这里简单追溯两段现代舞发展脉络或许会帮助读者了解皮娜·鲍什作品中的自由。其一、是皮娜·鲍什早年在艾森的富克旺根艺术学院（Folkwangschule für Musik, Tanz und